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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科恩/著,赵红梅/译:《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纷争之后》
时间: 2014/12/27 11:43:37 浏览量:

赵红梅博士


【作者简介】

著者:[以色列]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社会学荣誉教授。

译者:赵红梅,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旅地学院旅游系副教授。

【摘要】真实性的内涵如此多义,以致莱辛格与斯坦纳提出应摒弃该概念。然而自麦坎内尔将真实性引入社会学研究的30年来,相关研究蔚为大观,学界就客观真实性、主观真实性与建构真实性展开系列辩论与研究;另一方面,实践中的真实性样态层出不穷,譬如真实的复制与真正的赝品、生命历程中的真实性或人造景观的真实性。在后真实时代,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主要由旅游体验来裁决。

【关键词】旅游研究;真实性;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主观真实性


    “真实性”(authenticity)一词被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1973[1])引入旅游研究后,旅游研究的社会学范式渐成气候,“真实性”成为该范式的核心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麦坎内尔的观点引发大量争论,逐渐累积成以概念、理论分析为核心的庞大体系,并带动了一些相关的实证工作。然而,如今有关“真实性”的理论话语似乎已耗尽其自身的热情,即便是作为实证性概念,也与后现代旅游越来越不相干。在“真实性”一词被麦坎内尔引入社会学领域的30多年后,是时候来回顾它这些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追寻它在当代的用法、并预测它在这个日益后现代的世界中的命运了。

麦坎内尔起初并未热衷于“真实性”,他感兴趣的是“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即东道主为使旅游者觉得真实而对风景、场所、客体与事件所做的选择性展演。于是他放任了真实性概念的模糊不清(Cohen2004[1988]103[2])。然而,为了探索所谓的旅游真实性诉求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麦坎内尔将旅游研究嵌入了主流社会学。真实性概念隐含一个承诺:要成为旅游研究社会学范式中的基础概念。不过,由于内涵过于丰富的缘故(Bruner 2005[1994]149-150[3]),它成了个“杂交体”(Olsen2002163[4]),或者说是多义概念。尽管真实性“一夜成名”,成了旅游文献的重要主题,并引发无数讨论,但这些讨论却未酝酿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真实性定义。相反,由于真实性定义的相互坻牾,致使莱辛格与斯坦纳(Reisinger&Steiner)在回顾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如下消极结论:“真实性这一概念应该被摒弃”,因为它“太不稳定而不能作为范式研究的基础概念”。两位著者还指出,“真实性”这一术语应该用更明晰、平实的词来代替,譬如货真价实的(genuine)、实在的(actual)、实际存在的(real)、纯正的(true)等(Reisinger&Steiner200666-67[5])。然而,这二人也没有解决上述替代词的多重含义问题。

矛盾的是,在建议抛弃真实性概念后,莱辛格与斯坦纳又再次将真实性概念化[6]。他们先后倾两篇文章之力,对客观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做出概念性阐释(Reisinger&Steiner2006Steiner&Reisinger2006[7])。他们指出:“存在真实性不仅是对客体真实性的更宽广呈现,而且完全是另一个概念”,客观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Reisinger&Steiner200668[8]),需要区别看待。但他们对真实性的再次概念化是建构在高度抽象的、甚至有些晦涩的海德格尔术语之基础上,而这些术语和旅游理论研究,特别是和实证研究的关联还有待建立。

斯坦纳与莱辛格(Steiner&Reisinger2006299[9])认为“真实性”一词可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一是描述工艺品的天然真实性或事件的确凿性;二是指人类的禀性,即真实的自我或人类忠实于自我的天性。二人对“真实性”内涵的二重区分折射出真实性话语已然存在的分裂。两个亚层面都根植于麦坎内尔的著作,但却与现实层面有着清晰的现象学联系:即真实性作为生活世界或某种体验的特性。布朗(Brown199639[10])对旅游者“对真实他者的诉求”与“对真实我者的诉求”做出了区分,他认为这是两种背道而驰的诉求,类似于旅游者“性、阳光、沙滩”式旅游诉求与其“博物馆一大教堂”旅游诉求之间的矛盾对立。布朗的区分有些像汤姆。塞尔温(Tom Selwyn199621-28[11])对“冷、热”真实性所做的区分。然而,王宁(Ning Wang19992000[12])已拉开了对两套亚话语一客观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做系统阐述的序幕(王宁的真实性类型学里还有第三个类型:建构真实性,它是上述两套话语的中和,指人们在判断景观、客体、场所和事件的“客观”真实性时所持有的主观标准)。

两套亚话语针对不同的论题,并激起大量关于概念完善与区别的尝试性分析,但遗撼的是,这些分析各执一辞,不能相互勾通交融。除了“存在真实性可以在客观的、非真实的环境里体验”的论点外,几乎无人提出像“在生活世界体验存在真实性的客观条件”,或者相反“在生活世界感知场所、客体或事件的客观真实性所需的主观条件”这样的关键问题。

客观真实性

(一)一个多义的概念

真实性并非景观、场所、客体或事件的一种内在属性。奥尔森批评麦坎内尔“客观存在即真实”的认识倾向,仿佛真实性就是客体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不是西方文化下的一个概念(Olsen2002161[13])。虽然人们普遍接受奥尔森对麦坎内尔的反诘,但在客观真实性概念的精准本质上,还远未达成一致。至今旅游研究中仍有关于“客观”真实性概念的好几层重叠的含义。

1.作为“起源”(origins)的真实性,这一用法是从博物馆学的话语和实践中采借而来的(Trilling 1972[14]Cohen 2004[1988]105[15]Reisinger and Steiner200667[16]);其反义词是“伪造”(falsification)。在此意义上的真实性判断是建立在生产、习俗、世系与权威资格的古老程度、传统与否或是否遵循惯习等标准的基础之上(Brunet2005[1994]150[17])。旅游研究者频繁地或至少是含蓄地在这层含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但该用法明显隐含如下预设:认为旅游者的诉求很类似于民族志者或人类学家的诉求(valq den Abbeele198012[18])。这自然又引发“旅游者不是民族志者”的批评论调(Nettekoven1973[19]Cohen2004[1988]106[20])。

2.作为“真正性”(genuineness)的真实性,尤其是产品的真实性,例如“货真价实的咖啡”。在西奥博尔德(Theobald1998411[21])看来,“真实性”意味着名副其实的、不掺假或真实的事物(引自Reisinger and Steiner200668[22]),其反义词是“替代品”(sunogate)。

3.作为“原生性”(pristinity)的真实性(Cohen2004[1988]105[23]),是一种纯净的状态,尤指纯自然的。比如“原始的热带天堂”,其反义词是“掠夺或开发”(despoliation)。

4.作为“真诚度”(sincerity)的真实性,尤其在人际关系中,像情感的表达、向客人传达“诚挚的欢迎”或是信件的常规落款“您忠诚的……”之类的东西,反义词是“狡诈”(disingenuousness)。虽然泰勒(Taylor)把“真诚度”(sincerity)视为“真实性在哲学上的表亲”,但他也试图区分“真诚度”与“真实性”在概念上的差别(Taylor20018[24])。

5.作为“原创性”(creativity)的真实性,大都出现在艺术家、音乐家与舞蹈家的文化创作中(Daniel1996[25])。如果模仿是公开的,其反义词是“复制”(copy);如果是秘而不宣的,其反义词是“伪造”(fake)。

6.作为“生命历程”(flow of life)的真实性,不被出于旅游目的而“建构”的景观、场所、客体与事件以及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符号所浸染。最精萃的真实景观是完全未被符号化的事物(Cohen2004[1995]134[26]);它之所以真实,纯粹因为它不是吸引物。与真实性的其他标准不同,生命历程意义上的景观不必具有任何内在属性,也不必是“原生的”(pristine),其实当今世界的许多不知名景观(unmarked sight)都与原生性不大相干。对笔者而言,作为“生命历程”的真实性更契合理论和实证逻辑。

理论上讲,第6种用法继承了麦坎内尔的精神路线,但扩展了真实性的概念,更适用于当今现实。事实上,在麦坎内尔的早期著作里(1973[27]1976[28]),真实性隐含了“未被建构的现实”(unframed reality)这层意思,他所感兴趣的“舞台真实”就是一种隐蔽“建构”。不过,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概念是建立在欧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1974[29])的早期著作之基础上,而“生命历程”的用法则是以戈夫曼的后期作品为参照的。

根据麦坎内尔“任何景观一旦被符号化(例如‘被建构’),就将不再完全真实”的观点,作为“生命历程”的真实性封存、事实上也揭示了旅游的本质矛盾。范登艾比力(Van den Abbeele19807[30])在一篇文章论及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一文时说道:“但凡一种景观被命名为真实,……它被命名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它不那么真实……”。真实性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品质,真实性的公开削弱了真实性本身。但是,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泾渭分明,它会随着旅游景观、场所、客体或事件与当地人生活的疏离程度不同而不断变化。一种景观的单纯符号化(如果不符号化,则可能作为真实的事物构成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也许会损害但绝非抹煞其真实性,例如一座作为吸引物的老教堂,如果仍在使用中,就比辟为博物馆专门供人参观的教堂更具有“客观”真实性。一种在潜移默化中被符号化的景观,其建构痕迹就不明显,即使它事实上不是地方生命历程中的元素,看上去可能也会像是其中一部分,这是一种典型的“舞台真实”。

或许更重要的是拿出偏爱该用法的实证依据。我认为它适用来解释现代、后现代的状况,因为在一些研究者眼里,自现代以来,有关真实性的“原创性”(originals)这层含义就已消失了(Baudrillard1988[31]),而族裔、文化、宗教与语言群体的地域性差异也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逐渐擦除(Hughes1995783[32]Cohen2007[33])。在本人提倡的这层真实性含义里,也涵盖了不断发生的状况与事件,像地方起义、革命甚至自然灾害等。如若一名旅游者亲历这类事件,他(她)就不会对这种货真价实的真实性讨价还价。

的确,作为“生命历程”的真实性所蕴含的基本内容是旅游者旅行中的未预或未期景观与事件,也正好是最真实、最有纪念意义的旅行体验。200412月袭击泰国南海岸的海啸就是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虽然是灾难性的,但或许是度假者曾体验过的最真实景观(Cohen200589[34])。

这一用法很接近莱辛格与斯坦纳所谓的海德格尔式(Heideggerian)“客观真实性”,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正如这些学者所预计的:“如果是海德格尔把‘真实性’这一术语用来解释事物,那么无论事物以何种方式显现,他都认为是真实的”(Reisinger&Steiner200678[35])。请注意这一用法表达了一种后现代视角:不追根究底,接受事物的表面现象,并且原创性与纯正性不在真实性的标准之列。因此,只要“呈现给旅游者的”是还未被旅游目的所“建构”的景观,我就赞同用这种后现代视角来判断客体的真实与否。

最后,这一用法有助于解释文化变迁与真实性之间的纠结关系。文化变迁已蔓延到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博物馆馆长们由于急切地想要收藏过去的文化作品而竭力控制“真实性”的界定范围。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人类博物馆馆长就将纯正的非洲艺术品定义成“任何一件由当地工匠用传统材料制作,为当地社会成员占有和使用的物品……制作与使用时绝无最终要卖给欧洲人或其他外国人的念头”(McLeod197631[36])。30多年过去了,由于非洲工艺品制作技术的变迁与市场的扩张,这个狭窄的定义折射出如下事实:当代所有物品都是不真实的。但在本文提倡的用法中,哪怕是那些为旅游市场而制作的物品,只要其未标明是“真实的”或“原产的”,那它们都将是真实的。为旅游市场而制作产品已经变成世界各地匠人们的谋生手段,这样它就应是当地人生命历程的构成。“造假”一词是用来谴责名不副实的“标榜”或“声明”,而绝非工艺品本身。

()真实的复制与真正的赝品

后现代的一个显著标记就是“有限意义域”(limited provinces of meaning)之间的边界模糊(Schuetz1973[37])。“现实与表现之间区别的简单性被后现代所威胁”,它允许“……戏剧被挤出精美的建筑栖身于街道;图画脱离开帆布、画框和画廊;雕塑离开基座而任意表演模棱两可……”(Hughes1995782[38])。诸如此类的模糊性反映在“客观”真实性的话语里以及“真实性”概念、“真实复制”与“真正赝品”之间的对立杂合里。

布鲁纳的文章虽然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为题,但他提出的两层真实性含义明显与后现代有共鸣,如“貌似的”或“模仿的”真实性(Bruner2005[1994]149[39])。布鲁纳认为,如果一件复制品以令人心悦诚服的方式效仿(或者是完美无缺的模仿)一个历史场所,它就可以被视为“真实的”(Bmner2005[1994]149[40])。对于完美无缺的模仿,休斯(Hughes1995782[41])评论道:“在后现代的建构过程里,现实与表现(例如未被符号化的“生命历程”与“被建构”的意义域)之间的模糊关系继续被延伸,模仿品变得如此‘真实’以至达到超真实的状态”。这使得“真正的赝品”成为可能,“彻底真实”(譬如“超真实”)等同于“彻底伪造”,它被复制得无懈可击,一眼就能看出是个仿制品(Brown199635[42])。不过,布朗强调说“真正的赝品并非客体本身,而是以客体为媒介的观看者与呈现者之间的关系(Brown199633-34[43])”,他以“机场艺术品”为例来阐明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呈现的艺术品并非艺术品本身,因为它显然是件赝品,但如果人们明知故买,那它就是真品。换言之,凡被视作“建构”,就是仿制;一旦“去建构”而单纯地就物论物,就是真实。这就引出了“建构的真实性”这一话题。

建构的真实性

最近真实性话语大多聚焦在“建构的真实性”这一论题上(如Wang1999[44]2000[45]Halewood&Hannam200[46]1Olsen2002[47]Mehmetoglu&Olsen 2003[48]),与其说它是自成体系的独立话语,倒不如说它是真实性的两套亚话语的杂交产物。建构真实性强调人们在建构一个景观、客体、场所或事件的“客观”真实性时所秉持的主观性行为。

就真实性概念的一般用法而言,至少存在一个隐晦的预设:即裁决“客观”真实的权力意味着各种权威的持续存在,包括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民族志者或人类学家。人们相信他们的学识,认可他们具有根据其专业标准来裁决景观、客体、场所或事件是否真实的权威。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一切判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性建构,哪怕判断者是科学家、专家或专业人士。照此理解,博物馆馆长、人类学家在判断“客观”真实时所使用的专业标准和普通旅游者的主观建构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由于具有专业知识而被赋予制定标准和裁定真实性的话语霸权,但这是一种知识霸权[49]

如果使用“客观”真实性的专业概念,会被批评成“为权力实现其权威性而牵线搭桥”(参看Gable&Handler1996[50])。“建构的真实性”概念正如其在旅游研究中的演化一样,涉及声明某景观、客体、场所或事件是否真实的权力的“民主化”,这意味着专业权威的弱化以及真实性判断的权威标准的动摇。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来决定任一景观、客体、场所或事件的任一方面是“真实的”(Cohen2004[1998] [51]104-107[52]Littrell等,1993Bruner2005[1994][53])。

研究者运用建构主义展开对真实性的实证研究,重点考察旅游者对真实性的感知,并且拒绝对此概念的任何先验性与权威性界定。正如梅赫麦特格鲁与奥尔森所言(Mehmetoglu&Olsen2003151[54]),与其承担判断真实与否的责任,倒不如想想为什么一些人声称体验到真诚或真实的事物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先要弄清当事人(譬如旅游者)的主位观点,调查此类体验发生时的具体情境。这种方法尤其普见于遗产地的旅游研究中(参见Chhabra等,2003[55]Helewood&Hannam2001100[56]McIntosh&Prentice1999[57]Waitt2000[58])。然而,多数研究倾向于“心理学层次”,即详细列举出一系列个人的感知与态度,却忽略个人对场景、场所、客体或事件之真实性的感知被集体性建构的社会化过程。这就涉及“渐变真实性”(emergent anthenticity)(Cohen2004[1988]109-110[59])的问题,即或许到目前为止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若假以时日,社会将逐渐达成共识而接受其为真实的。

就上述用法而言,可将“渐变真实性”视为一个“去建构”的过程:最初是为旅游而“建构”的事物,逐渐变成当地日常生活的内容。例如美国土著的一些工艺品,像爱斯基摩人的皂石雕刻(Graburn1976[60]),起初专为旅行者或早期旅游者而制作,如今逐渐被认可为真实的土著工艺品,并且被收藏(Cohen2004[1988]110[61])。类似地,迪斯尼乐园这个当初被浓墨重彩地公开“建构”的旅游吸引物,天长日久就被视为当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此“真实”。

主观真实性

临近20世纪的尾声,旅游研究者的注意力逐渐离开“客观真实性”,转向“主观真实性”(subjeetive authenticity)(Uriely2005206-7[62])。研究焦点开始转移,“……从旅游企业提供的展演客体,转移到意义的主观协商过程,并将之作为体验的决定性因素”(Uriely2005200[63])。

这种转移部分地是由上述“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困境所引起,但也与当代世界“原创性”(originals)的消失或贬值以及模拟物的鹊起有关,或许更多原因是来自后现代理论对旅游研究的渗入,譬如鲍德里亚虚无主义的盛行(Baudrillard1988[64])。也有些学者强调是全球化摧毁了客观真实性概念赖以生存的基础,休斯总结道:“在全球化来袭时,孤岛文化的概念明显地捉襟见肘”(Hughes1995799[65]),他进而断言:“没有必要抱怨真实性的终结,借助更多存在性观念的复兴,真实性可能通过个体对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追求而觅得一席之地”(Hughes1995799[66])。

必须一提的是,旅游中的真实性话语亦源于对旅游环境的真实性考虑(MacCannell1973[67])。过去,研究者至少会隐晦地假设道:那些显得真实的旅游客体将导致高潮的主观体验,旅游者将会被原生的自然景观所“提升”或被伟大的艺术作品深深“触动”。只要该假设还在被固守,就没什么理由来区分主、客观真实性的概念。然而有研究认为,旅游者体验到的环境真实性与其体验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洞见导致对上述假设的摒弃以及主、客观真实性两套话语的分离。现在,研究者断言:即便没有真实景观的存在,旅游者也可能产生真实的体验。在休闲度假期间,他们会渐渐体验到“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的感觉(Cary 200463[68]):一种“忠实于自我的感觉”(Steiner&Reisinger2006299[69]),一种“真正地活着”的感觉,一种与他人之间毫无芥蒂的感觉,一种在共同归属的情感中达到极致的感觉(Cary200463[70])。此类对真实性的主观感受可以看作是马什楼(Maslow)“巅峰体验”的佐证。当处于“巅峰体验”,个人感受到一种浑然一体的“畅爽”体验(Csikszentmihalyi1988[71]Cary 200468[72]),此类体验通常发生于爱的高潮时刻、神秘体验里、战胜险象之时(如岩石攀援)或是在无所顾忌、无牵无挂的度假状态中(旅游者感觉到超越了时空)(Wagner1977[73])。王宁(1999[74]2000[75])以及紧随其后的斯坦纳与莱辛格(2006[76])将这类体验与“存在”真实性(existential experience)联系了起来。

研究者在寻求描述“存在”真实性的不同途径,但没有一种描述可一锤定音(正如“客观”真实性的命运一样),相反这些形形色色的描述被看成是同一体验的不同层面,但这些描述都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最近莱辛格与斯坦纳(2006[77])试图借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术语为“存在”真实性构建一个更深邃的哲学基底,二人声称:“在旅游研究中,许多针对存在真实性的反对意见,都是对海德格尔人性真实性(Human authenticity)的回应,海德格尔用真实性一词来表明人作为自我而存在的状态……”(Steiner&Reisinger2006303[78])。他二人还强调“这比行为上或心理上的自我存在还要深刻;作为自我而存在意味着依循本性或本质而存在,这超越了日复一日的行为、活动或自我思考”(Steiner&Reisinger2006303[79])。然而,他们又指出:“存在的自我转瞬即逝,不会持久……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没有真实的自我,人只能在不同的状态下霎那真实。因此,无所谓真实或不真实的旅游者,他们的类型之多样,正如研究者所期望的那样多”(Steiner&Reisinger2006303[80])。

莱辛格与斯坦纳关于存在真实性是瞬时状态的概念,与卡里(Cary200464[81])的“旅游瞬间”(The Tourist Moment)不谋而合,都描述了“自我发现和共同归属的自发体验”。“存在”真实性体验据说是顿悟而发人深省的(Cary200464[82]),类似于神圣的或超自然的感觉,亦因此无法诉诸笔端,它们突如其来,一如卡里所说的“阈限时刻”,用瑞安(Ryan199135[83])的话说则是“……旅游者不再是旅游者,他们彻底投入到现场的活动里了”。

然而,卡里的“旅游瞬间”曲解了存在真实性,在其他类型的存在性体验里,“旅游瞬间”是缺席的。尽管“旅游瞬间”显然使个人在旅行中霎那间超越旅游者的角色,但其偶然获得的绝妙体验——“群体归属感”,很快就被一种独处异地的反射性暗示心理(reflective reminder)所终结。卡里对外在性体验的忽略表明其对。“归属感”(belonging)的误读,因为旅游者内在的“共性态”(Communitas[84])感觉被所谓的“外在感觉”(sense of exterlority)破坏了(Cary200469[85])。

卡里关于“存在”真实性体验具有短暂性的观点恰与“客观”真实性的不稳定性相呼应,据麦坎内尔与范登艾比力的看法,“客观”真实性正是被旅游的“标识”(marked)行为切割破坏了。于是,主观层面的反思就是对客观标识的回应,二者共同制造了真实性转瞬即逝的本质。事实上,卡里指出偶然性只能一次有效,在同一场景下,如果偶然性两次来临,旅游体验可能会转换成到目前尚未被探索过的“舞台偶然性”(staged serendipity)王国里去(Cary200466[86])。正如真实性景观只能被发现一次一样,再次发现一个所谓“未曾被发现”的景观,显然就进入“舞台真实”的旧套了。

值得指出的是,旅游中存在真实性的偶然瞬间并不总是令人愉悦。在泰国南部安达曼海岸的海啸中,骤然退却的海水(远胜过扑面而来的巨浪)将度假旅游者从平静中唤醒,他们兴奋地往前冲,去追踪这超乎寻常的自然景观。这或许是他们所有旅程中最激动人心、最无以伦比的体验,但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后一次,因为突如其来的浪峰吞噬了他们(Cohen200589[87])。在巨浪突然的、灾难性的发作之后,人群陷入骚乱,那一刻与共性态体验很有些相似,幸存者不假思索地相互帮助,旅游者在那一刻不再是旅游者,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角色意识,因为在灾难之后的援救和撤离中,他们被提供了特惠待遇(Cohen200590-91[88])。正如在战争中,旅游者的体验虽然是“存在性的”,但也被证明是毁灭性的,许多痛苦的战争体验是幸存者更愿意忘记而非珍惜的体验。

“存在”真实性体验在几个层面上被认为是独特的。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它是一种罕见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世界独一无二的所在,沉迷在无牵无挂的特殊状态中”(steiner&Reisinger2006307[89])。其次,“存在”真实性体验基本上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如其来,无法任意重复(Cary 200466[90]),它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个人身处其中时,坚持本我,行事有悖常理,以此对抗迷失在公共角色与公共氛围中的自我(Steiner&Reisinger2006301[91],引自Berger 1973[92])。

最后,普遍认为,旅游中的人们“远离常规,用第三只眼看待生活”,通过参与旅游,他们得以堂而皇之地“逃脱角色扮演”,进入“非同寻常”的状态,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Steinet&Reisinger2006306[93])。因此,旅游显然就是获取存在真实性之独特体验的最佳途径之一。

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现代大众旅游的现实状况以及旅游业、大众媒体对旅游者角色科层化、旅游者期待同质化的影响。所有旅游形式的制度化,包括诸如漂泊和背包游之类的最初的“反文化”旅游(cohen 2004[1973][94]Richards and Wilson 2004[95]),与其说是为“存在性”体验创造了机会,不如说事实上是遏制了这种体验。实际上,旅游者只能偶然性地(在其不仅逃离了日常角色,也逃离了旅游者角色时)获得该体验。正是畅销书对这种独特体验的鼓吹腐蚀了它的独特性,这也是大多数被彻底制度化和大肆宣扬的极品景观(例如蒙娜丽莎、埃及金字塔、甚至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马丘比丘)不再能诱发极致体验的原因。在现代旅游的阈限边界的无声蔓延中,极致体验将越来越难觅求。

旅游中的主观体验呈现出不同强度。正如我的早期论述所断言,常规休闲体验在一个肤浅的层面反映出一个较深刻的主题——对自我更新(“再创造”)的一种诉求(Cohen2004[1979]70[96]),因此一种拥有“真实的好时光”的常规体验(Brown199637[97]),就是“真正地活着”之感受的一种表征,亦是一种不那么纯粹的“存在”真实性的体验模式。

讨论

自“真实性”一词被引入到旅游话语中以来,在三分之一个世纪里其研究已经历数度转换。最主要的转换是从最初颇具争议的“客观”真实性概念到最近的主观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概念。这种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该概念的主旨,因为被独创性(originality)和真正性(genuineness)所宰制的“真实性”世界正在迅速消失。

另一个重要转换发生在真实性被探讨的层面。在早期文献中,讨论集中在旅游者类型及其寻求的特色旅游体验方面。因此,在早期一篇关于旅游体验模式的文章中,我探讨了以“存在”模式旅行的游客(Cohen2004[1979]77-80[98])。最近更多的论文将话题转向了离散的体验层面,在旅程中它们异彩纷呈(Uriely等,2002[99])。至关重要的“存在性”体验虽然可能是纵贯全程的个人诉求,但在现实中它仅存在于自然的、飞逝的、罕见的事件里,与卡里(2004[100])的“旅游瞬间”或斯坦纳与莱辛格的“存在性时刻”(existential moment)没什么区别(2006306[101])。

最后,一些研究者呼吁旅游话语应彻底“超越真实性”(Russell1992[102]Lacy&Douglass2002[103])。莱西与道格拉斯(Lacy&Douglass200217)指出,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有一种“传统”(欧洲印第安人[104])与“国际”(海滨赌场和古根海姆博物馆)并存的旅游形式,二者都是现代巴斯克认同的组成部分。莱西与道格拉斯指出其对巴斯克文化旅游的研究试图“跳出特定旅游景点来看待文化真实性问题,并坚信旅游人类学是观察文化传承与文化表述之动力机制的重要语境”(Lacy&Douglass200218[105])。后一种看法作为创新点,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超越真实性”。

在莱西与道格拉斯全力拓宽旅游话题以便于将民族文化认同视野下的“非真实”方面纳入研究视野之际,另一些研究者则更极端地断言道,真实性概念本身即处于威胁之下,因为公众开始公开质疑作为基础价值观的真实性。而在盖博与汉德勒看来,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后真实”时代(Gable&Handler1996569[106])。

结论

若问后现代旅游研究中真实性概念的活力会怎样,答案取决于该概念将如何取信于未来。后现代旅游的研究旨趣以麦坎内尔的最初观点为基础,渐渐又不太相关,因为见多识广的“后旅游者”寻求既新奇又熟悉的离家享受体验,而旅游“新手们”则追求由高科技主题公园和类似的人造景观所带来的幻像刺激(Cohen2007[107])。当代旅游可能正进入“后真实”时代,虽然真实性被逆转了,但它隐藏在后现代吸引物的表皮之下,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被不怀好意地乔妆改扮了。后现代主义象征物异乎寻常的成功,明白无误地预兆了旅游的未来(Douglas&Raento20047[108]),像拉斯维加斯,就是由与真实性彻底对立的象征物支撑其繁荣。正如道格拉斯和瑞恩图在写给拉斯维加斯的祝辞《发明的传统》一文中所言:“这个城市的模拟景观合成了它自身的真实性”(Douglas&Raento20047[109])。富于想象的、刺眼的、不和谐的、近乎于幻像的创新,在未来的后现代时代里完全可以取代对前现代“他者”之整体性的追求,进而作为一种真实性的新类型表现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17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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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关于“共睦态”体验,请参看赵红梅《也谈“communitas”——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旅游体验》(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4)一文—译者注。

”—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旅游体验》(载《思想战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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