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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孙九霞:《旅游拯救民族与文化?》
时间: 2015/10/20 20:46:56 浏览量:

作者简介】孙九霞,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旅游提供了一种拯救民族的选择。在“旅游救文化,文化救民族”的旨归中,旅游可以充当一条折中道路,不是最优化但为适度化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存续面临危机。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虚无(nothing)的消费方式正逐渐扩散到各个领域当中且愈演愈烈,增长全球化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无地点”、“虚无产品”、“虚无人”、“虚无服务”等缺乏特色和实质性内容的消费形式无处不在。以全球化为动力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彻底冲破了传统的封闭性,打破了世界和地方的界限。那么,在民族文化边界日渐模糊的情况下,谁来保护日渐消失的文化?谁来强化日益淡漠的民族意识?谁来拯救日益消解的民族?

民族文化拯救的多种尝试

在探索民族文化拯救的道路上,各种组织和群体在进行着种种尝试。但从民族生态博物馆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文化的产业化等道路的选择并不乐观,要么走不下去,要么走得步履维艰。民族生态博物馆是20 世纪出现于欧洲的一种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这种新型的保护内涵强调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其生产者、所有者的生活整体当中予以保护,迥异于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离原生地的封闭式保护。20 世纪末,我国在贵州、云南、广西的少数民族社区建立了一批民族生态博物馆以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这些博物馆在实践中却因为缺少了当地民族的广泛参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甚至陷入衰落。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因为有政府部门的大力倡导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停留在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的倡导层面,民族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因而也在走向博物馆化。民族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具有变动性和开放性,把文化当做固化的“遗产”来保护的强特性途径难以实现。文化产业化使很多空洞的文化符号不断地被生产和制造出来,尽管具有一定的市场意义,但却扼杀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民族主体的现实选择性。虽然通过简化而获得了商业利益,通过多种传媒的主流逻辑而获得了流传,但也因此失去了鲜活的民族生活作为支撑。事实证明,单纯的民族文化拯救一般难以奏效。

旅游作为拯救民族文化的一种选择

旅游提供了一种拯救民族的选择。在“旅游救文化,文化救民族”的旨归中,旅游可以充当一条折中道路,不是最优化但为适度化的选择。那些所谓先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或现代化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环境保护上进行巨额投资和研发,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回归其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生态,乃至他们的信仰和认同。中国在当前似乎还看不到“举国之力保护文化”的曙光,因此为避免任由民族文化之舟驶向“虚无”,而只有选择次优的道路——旅游。全球化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交通发达、传媒遍及使旅游变得愈加简便。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同质性导致地方文化特色正逐渐丧失,旅游活动因注重异质性而重视“实在”(something),这体现了“增长全球化”(grobalization)与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旅游与全球化是相伴生的。

一提及旅游,人们往往有一种本能的两极反应:有益?还是有害?经济学家将旅游当做一种产业,认为旅游业为旅游民族带来了经济收入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经济结构的转化等积极影响。而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则本能地察觉到了旅游的消极作用,认为旅游导致了文化的商业化、传统的丧失、价值观的变迁。就本质而言,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是相互嵌入的。文化的资本化、资源化、经济化不仅仅是文化的经济价值转化,还是文化的民族性凸显。在看待旅游效应时应采取多元视角,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文化效益,关注与旅游相伴而来的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保护当地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究竟有多大?毫无疑问,部分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后出现了商业化现象,文化的真实性面临丧失的危险。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变得强烈,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左右了他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谐的民族关系因利益纠纷而增加了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目的地消极影响有一定的判断,是一种积极的前瞻眼光,但应避免夸大旅游对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

事实上,旅游无论有益还是有害对目的地民族而言都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如同全球化一样,是旅游民族避不开的宿命。民族主体所能做的是在参与过程中理性梳理出旅游对于民族的拯救作用,在适度商业化过程中强化民族文化、唤醒民族意识。

旅游与民族重构

旅游对民族重构起着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和族群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在当今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休闲欲望一同增长的趋势下,旅游、旅行成为人们愈来愈浓厚的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民族作为旅游中被展示的对象,面临着对自身的不断认知和重新界定、对游客期望和其他外界要求的回应等种种民族重构问题。

对于转型期、工业化、都市化、农业社会等多种阶段并存的中国少数民族来说,民族的重构虽不可避免,但旅游发展对重构的推动作用与民族成员内心的发展需要不谋而合,旅游因之成为族群重构的重要力量。族群主体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于挖掘自己的历史、表述自己的文化、正视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从未想到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居然可以如此“值钱”。

民族重构既包括对民族文化的重构,也包括对民族意识和认同的重构。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促使人们主动积极地审视和阅读自己的文化,修正和重构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民族歌舞、民族节日等重新在民间流传,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开始复兴,虽然民族成员展示民族文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谋利,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恢复传统、维持传统的作用。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与游客的接触中,民族成员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了清楚认知,民族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旅游推动了民族间的交往,并通过“旅游者的凝视”让当地民族看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守住已经被洪流般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整体来看,旅游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将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参与旅游可以强化民族成员的自我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这与麦基恩(Mckean)“旅游业实际上可能强化了保护、改善和创新某些传统的过程”的看法是一致的。通常对于旅游消极作用的认识被放大,认为目的地居民对本地文化传统会怀疑及反叛,使当地文化模式出现裂变。其实,旅游者对异域文化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促使当地民族有意识地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传统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团队旅游对当地民族的破坏并不大,在游客退去时,民族生活回归到宁静状态,这给人们留下了心理上休整和恢复的时空,许多民族文化真谛是脚步匆匆的游客们所了解不到也影响甚微的。而尊重文化的散客对于民族而言,一者其数量不多;二者散客与当地人的交往是亲和的、平等的,他们与当地民族间发生的更多是积极的互动关系。旅游给民族教育提供了有活力和秩序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当地居民与游客、与政府、与开发商、与NGO 等多元群体互动,健全的民族、充满创造性的民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的成长才是一切“增长”和“发展”的目标,也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本身的拯救。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旅游影响时,学者究竟应该持怎样的立场?尽管学者批判旅游者带给目的地民族的压力,但因为生活于同样的世界而基本能够理解这群人。他们更加无法理解的是目的地民族:这么有价值的传统,怎么能够变迁!现代化的产品是属于喧嚣都市的,怎么可以出现在宁静的乡村!那些商业观念是属于发达地区汉族人的,你们这些纯朴的民族怎么可以言商!这是典型的二元价值观:一部分人旁边站着、看着、要求着;另一部分人要遵从还要迎合,遵从外人的观感和俯视的目光,迎合观者的价值观和体验需求。许多研究者将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好恶投射到旅游对文化对民族的影响上来,认为民族文化不能改变、不该展现。实际上,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满足他者、外人需要的,它首先应该是属于当地民族自己的。对于各个民族而言,越让他们发展,越让他们参与,他们越会选择属于自己的传统。否则,因为宣扬、隔离,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民族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在旅游发展中,为当地民族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外来者在任何时候都只是拯救民族的辅助力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8-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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