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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访谈】徐杰舜/问,黄淑娉/答丨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
时间: 2017/6/5 19:43:07 浏览量:

人类学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黄淑娉先生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



作者简介】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淑娉,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文化”的研究相统一,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文化研究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43-48.


 

徐杰舜:

黄老师,我们很早就想采访您,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碰到您。去年您从教50周年的大庆,我没机会过来,失去了一次很好向您老人家学习的机会。我认识您的时间您肯定还记得,那是在19857月,我刚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第一次参加民族理论工作会议,我跟您在一个小组,向您请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第二天开会时您把您所有的资料都带来给我,这对我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很大的帮助。第一次见到您,您作为老一辈人类学家对我们后辈的关怀毫无保留,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老师。我写《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也曾征求过您的意见,您调到广州来后,也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黄淑娉:

您说我们认识的情况,我都记得很清楚。您还上过我家。1986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时候,把您的《汉族历史和文化》送给了他们。以后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对于您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办得那么好,我一直都很敬佩。

徐杰舜:

今天有机会采访您,是再次向您学习的好机会。广大读者很想了解您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请黄老师先谈谈这个问题。

黄淑娉:

1930年在香港出生,我父亲是一个商人。我原籍是广东台山,台山是著名侨乡,我祖父19世纪末到加拿大去做工,外祖父在美国做工,我们一家很早就到海外去了,后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做生意,最后到了香港。我5岁上小学,11岁上初中,在香港英华女书院读书。它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办的学校,学生受中西合璧的教育,中文学习用老式传统,小学四五年级读“四书”,七八岁背《论语》、《孟子》,课本、作文都用文言文,写的是文言文,不念也不写白话文,上“尺牍”课,写字用毛笔,重视书法,每周都要上书法课,那时候叫“习字”,以前高中都有书法课。主要还是西式教育,英国人当校长,用英国课本,比较多用英语教学,我记得初一时有7种课程用英语上,包括体育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8日香港沦陷,日本人不让学校开课,所有学校都关了门,我只好在家里学打字。当时要上学就得回内地,由于日本人占领,香港没法呆,全家只好回到台山老家。日本人早就占领了广州,不断骚扰、侵占沿海的县。由于有游击队抵抗,日本人打打停停的,那几年我就随着家里人在香港、澳门、台山等地逃难。

徐杰舜:

我也是在逃难中出生的,1943年。当时家人从湖南逃到云南,还准备到缅甸,后来抗战胜利了才没去。不过那时还小。

黄淑娉:

您那时还小,家里人抱着您逃的吧。逃难中,学校很难开办,有时离开城镇,撤到乡下去,日本人来了就关,走了就开。我们的台山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现在都很有名。在动乱中读书是断断续续的,没有正式完成中学学业。抗战胜利后,广州有几所教会中学是跟教会大学挂钩的。成绩好的学生有可能被保送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或者上海、南京等地的教会大学。我在1946年进了广州的培道女中,因为前几年的学习耽误太多,光是白天上课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补课,所以我很用功,白天上课,晚上熄灯后自己在被窝里用手电照明读书。一年后我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我先考上了岭南大学,但是我没在这儿念,因为北方的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对青年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我们一群从香港、广州的几所教会学校出来的男女青年结伴北上,那时火车不通,我们只能坐招商局的货船,从香港坐船到天津,要走十几天,路过厦门、上海和秦皇岛等地,还要绕道去南朝鲜,要装货卸货。

我想说几句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我在那里上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燕京大学于1919年开办,1952年并入北大,33年中为祖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外交、新闻和医学等等,很多教授名人出自燕京,在当时,燕京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名校。解放前外国人说Peking University是指燕京大学。燕大对中国现代化教育作出了独特贡献,她请了很多名教授,学术是高水平的,很重视对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我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歌末句是“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一直到2004年,各地的校友会,包括广州的,校友们每次聚会,回忆母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自己一生,一直都是实践着母校的校训“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的。燕京大学在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给予当时的青年学生很重要的影响,对我的一生也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无论做教学、学术研究或其他工作,都能够服从国家的需要。我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内地,父母一直都反对我留下来,直到他们去世。

徐杰舜:

您的教育背景在那个时代非常有代表性。全家在外您自己留下了,当时您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黄淑娉:

尽管我在香港出生长大,但抗战期间曾在内地生活过,亲眼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民不聊生。到北方,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如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燕京大学有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在学生运动中,燕大学生始终站在前列。学校有基督教团契,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主要的方面,是在团契的名义下开展进步活动,参加团契活动可以接受进步教育,比如传阅《神圣家族》、《新民主主义论》、《冀东行》等,看了这些书,参加当时的“反饥饿,反迫害”等学生运动,会考虑中国向何处去,自己走什么路。我是后知后觉的,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当时是随大流,跟着走的,但都认真考虑国家的将来,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尽管家里反对,我还是决定留下。

徐杰舜:

燕大对您的培养起了很大作用,关心国家大事,服务社会,在这个背景下全家都在外面,您坚定地留在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进入人类学的?

黄淑娉:

我开始是学医的,要去协和医学院必须在燕京大学念三年预科。我没能够坚持到底,解放后转到社会学系。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浓,身体也不大好,离开家不会照顾自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学生的训练兼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实际上人类学的传统更浓。我自己喜欢体质人类学,也喜欢民族学和语言学。解放后,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被取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部分改名为民族学系,另一部分改为劳动系后来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我们处在动荡时代,实际没有好好学习,没念多少书。19527月毕业后,正好院系调整,民族学系的老师和毕业生都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那里成为当时我国民族学、民族史的研究中心。1956年学校请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切博克萨罗夫教授来校任教。当时我要求学习,但被学校安排当专家的助手,失去可以读研究生的机会。我在1949年开始学俄语,结果英文、俄文都没学好。学历低,根基浅,实际做不了什么工作,只起一个辅助作用。当时没有机会念研究生,我想自己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学习。这样,我就开始在学校做研究和教学工作。

我先天不足,很遗憾,没有机会深造。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集中了不少人类学、民族学专家,最盛时人员有八九十人,吴文藻先生、杨成志先生是我国人类学的先驱,有“南杨北吴”之称。我跟本学科的许多前辈们一起工作几十年,受到了很多教育。我先后在中南民族研究室和西南民族研究室工作过。中南民族研究室的主任起先是费孝通先生,后来是潘光旦先生,西南民族研究室的主任早期是翦伯赞先生,后来是林耀华先生。得到许多名师的教诲,弥补一些自己的缺陷。翦先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我们讲中国社会史课,有比较重的湖南口音,讲课很生动。我在翦先生的课上写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我们工作几年后翦先生还多次请我们吃饭,在东来顺涮羊肉,翦太太总是风趣地说:“昨天翦先生发了工资,快敲他一把!”“文革”中翦先生和师母受迫害致死,我一直怀念他们。潘光旦先生布置我们几个年轻人读《朔方备乘》,教我们读书方法,以至怎样做卡片。潘先生学贯中西,我们有什么问题都问他,他在解放初期就译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70年代费孝通先生把潘先生的手稿让我学习,对我学习恩格斯的理论有很大的帮助。潘先生的这个译本1999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收入《潘光旦选集》。杨成志先生1948年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50年代初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领导文物管理工作。1955年我随杨先生到广东做畲民民族识别调查三个月,对畲民的民族成分问题,得到杨先生的指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吴文藻先生回国后在研究部民族志教研室工作,后来受到不公正待遇。他晚年带研究生,着重研究西方人类学理论,我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受到吴先生的许多启发,经常向他请教。有一次,我向吴先生提了一些问题,他记下来,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再来。他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拿出九张卡片给我讲,我在一旁记笔记,这使我很感动,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至今读到吴先生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阐述西方人类学的文章,我还很佩服他为什么那时就能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文化大革命”下放到五七干校时,我和冰心先生在同一个班,以后一直都有亲密的来往。70年代后期,应北京外文出版社之约,费孝通先生、谢冰心先生和我,三个人在一起写一本叫《团结与平等》的书,1977年出版。这本书没出中文版,有英、俄、西班牙、越南、阿拉伯、朝鲜、斯瓦斯里等文版,讲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对外宣传。为了写这本书,我们三个人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这是我向两位先生学习的极好机会。不仅在学术上得到指点,也常常促膝谈心,让我体会做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广阔的胸襟。在干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个连队,我和冰心先生在一个班。后来我跟费先生同时在食堂工作,我是副食组,管炒菜,费先生在主食组,他做的馒头又大又松软。正值中美建交前,基辛格来访问,人称基辛格博士,我们后来称费先生为“费博士”,表示钦佩他过人的才华。费先生给我的教育很多。费先生的宏观的视野、敏捷的才思和生花的妙笔,非我辈所能及。他研究学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人类学理论是在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还在70年代他就开始酝酿后来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让我看了他那时写的几篇文稿。他教导我要多思考,给我的印象最深,可惜我资质鲁钝,做不了多少事。林耀华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给我们上过好多课,我最欣赏的是体质人类学。后来多次跟林先生做田野调查,直接、具体地获得许多教益,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中,我常常担任他的助手。林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做学问很扎实,治学严谨,他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的老师陈永龄先生一生勤奋,淡泊名利。他不仅教我做学问,还教我怎么做人。记得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时,一天,陈先生进办公室找我,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陈先生就对我说:“我进来了,你应该站起来。”能够得到老师这样的教育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受益。您问我如何进入人类学领域,回忆起来,能够追随许多名师学习是自己的幸运,我仰望老师们,永远追随他们的足迹前进。

徐杰舜:

您进入人类学是从中央民大的民族调查开始的,田野经历非常丰富,能不能给我们讲您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田野经历?

黄淑娉: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有比较多的田野调查机会,每年都去,不断出发。19527月中旬,毕业典礼没开就背着背包走了,到广西、湖南去了半年多。那时要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叫自治州,以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要做民族调查。我到过蒙古、鄂温克、苗、瑶、畲、壮、侗、黎、傣、彝、纳西、哈尼、布朗、基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调查。在壮侗语族民族地区24个月,其他民族地区加起来比24个月多。那时候做调查要背背包,最初带被子,许多年以后老乡家有被子就不带了。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在云南、广西还可以骑马,现在一些地方几个小时就到的路程,我们当时要骑几天马。

印象深的有很多,说不完。比如1954年在云南调查,在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时是林耀华先生当组长,我们从砚山出发,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动身,一直走到天黑,骑了七天马才到富宁,路上没有商店。到了富宁,组里人都病了,我身体不好,本该生病的,却侥幸没有病。我就跟在那里视察工作的孔副专员进寨子做调查。那时我们的装备极其简陋,我就一双北方的布底鞋,一个军用水壶,一件解放军淘汰下来的雨衣,一个背包,一顶草帽,当时我们特别羡慕地质队员,他们有很好的装备。亚热带、热带地区夏天经常下瓢泼大雨,全身都被淋湿,马上又出太阳,把人晒干。整天骑马,人很累。我一直身体不太好,累了就闭着眼睛在马上打盹,有时候一醒过来发现自己怎么就摔倒在地上了。由于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每次出去身体都有很大的消耗。

徐杰舜:

您的田野经历丰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做田野,参与和观察,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您的经验给我们很多教育。

黄淑娉:

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回忆我的田野经历。我们早期做调查主要是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另外还有个人或者和别人合作的研究,还有指导研究生。我一直都有很多机会去做调查,直到2003年,我73岁了,还到广东海丰县畲族居住的深山红罗村去做调查,我48年前去过那里做民族识别调查,那时红罗村在高山深处,只有8户人家,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不仅一直惦记着这里的畲族如何生活,也一直想研究为什么他们能够不被汉人所同化。我参加田野调查前后有50多年,前40年主要做少数民族研究,后10年主要研究汉族。

徐杰舜:

您前40年的少数民族研究,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民族学,到了中山大学的研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请您谈谈您到中大的转型和对中大的贡献。

黄淑娉:

我不敢说对中大有什么贡献。我在《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一文中回忆我的田野调查经历时,总结了三点。通过田野调查,比较不同的民族社会,在实际中具体认识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认识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交融。从50年代起,我一直想着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结合当时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给自己立下了研究方向,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原始社会史,三是人类学理论方法。民族文化是比较贴近实际的,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有很多机会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原始社会史呢,当时人类学被撤销了,民族学受批判,原始社会史研究学前苏联,早期文化人类学理论是在对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到了20世纪末回顾过去,尽管在各种政治运动干扰下,我想走的学术之路很坎坷,大体上还是坚持在既定的范围内做我原来想做的事情。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三十五年半之后调到中大,在这里工作了十六年半,从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转向主要研究汉族。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倡服从工作的需要,做“驯服工具”,我一直是服从工作需要,碰上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到中大后也是这样,没什么说的。

徐杰舜:

可说的多了,到中大您作了很多贡献,比如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做岭南文化、族群关系和广东世仆研究,请谈谈。

黄淑娉:

一方面服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利用一些机会做研究。开展研究就要申请经费,人类学研究不能没有经费,找经费也是一种能力,那时有一些体会。美国大学人类学系课程中有训练学生申请经费的内容,我很欣赏。我们可以向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申请,但资助金额小。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数目比较大,对我们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请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基金会是否给以支持。当时他们已经支持社会学了,武雅士在中国转了一圈,从华北到西北、西南、华南,最后到了中大。他对我说:“我转了一圈,大家都说经费紧张,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但你知道怎么做。”申请经费要有点技巧,不是你写个申请别人就给你钱。1992年初在纽约向温拿格林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给系里老师和其他单位合作做都市人类学研究。这个基金会有人类学部。人类学部的主管有个学生是我所在的人类学系的老师,我就向她了解她的老师,请教怎么申请。得知该主管原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她的理论倾向是新马克思主义,我便做准备,了解她的观点。在基金会人类学部,她果然问中国人类学界对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看法,我事前有准备,从容应付,很快得到批准。申请美国岭南基金也不容易。在纽约,他们请吃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岭南基金会的人一起提问,我要不断地回答问题,人家要看能不能把钱给你,你能不能拿出研究成果。我很体会寻找研究经费是一种学习。

来到中大人类学系之后,我考虑本系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向系里提出,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方法;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我们主要是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徐老师您对汉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很早,对我有启发,我很早就向您学习了,比如您的温州调查,我1985年就和您谈过了。我来广州后,当时岭南文化热,在一些会议上常听到学者们提出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种民系,其区别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人对此作理论阐述。我们向美国岭南基金会申请经费做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后来觉得题目太大,改为“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以人类学系的师生为主,加上外系、外校和国外学者一共三十多人,在十七个县市进行了调查,综合人类学的四个领域和不同学科,对三个民系的体质形态、历史发展、现实变化、文化特点和人文精神等进行人类学研究,对上述广东学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对广东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

关于世仆制研究。我小时候回过台山老家,那里每个村子都有世仆,当地叫“细仔”。过去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但那时我在民族学院,那里不会做这样的题目,来到中大才有机会。世仆制在广东存在到1949年,珠三角地区是个中心。史学家在研究广东有关历史问题时涉及到世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在香港新界地区研究几个大宗族时也涉及到世仆问题。但是有关史料零星,必须依靠田野调查,眼看曾经是世仆的老人大多去世了,必须抢救活资料。我和龚佩华老师合作研究。与其他学者通常将宗法家族制与世仆制分别论述而忽略其内在联系不同,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资料印证,认为世仆性质是世代承袭的宗族家族奴仆。

徐杰舜:

您是女人类学家,能不能从女性角度谈谈?

黄淑娉:

过去费孝通先生常鼓励我们说,你们女同志做调查有很多方便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我年轻时考虑,女同志从事人类学研究有自己的困难,没有田野调查就不能搞研究,但如果早结婚早生孩子就没有多少时间做调查了。一个女同志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得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不能早生孩子,要做点事情也不能多生孩子。我三十多岁才生孩子,属于晚育,只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不少人生几个,学习前苏联,提倡当英雄母亲。我的先生和儿子对我做研究很支持。如果我出去做调查,我先生在工厂上班,天一亮就走,就给孩子买饭票让他自己到食堂去吃。可是,半年后我做调查回来,别人告诉我,你家孩子经常不吃饭。女同志为了事业不敢早生孩子,但没有孩子就不分房子。多年后我住上一间半平房,很简陋,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在门口露天搁一个蜂窝煤炉子,上面支一把伞,在伞底下做饭。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每次田野归来,身体都付出代价,但是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去干。田野工作给我很多锻炼,激励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

徐杰舜:

你们老一辈真的很不容易,令人敬佩。下面请谈谈您对博士生的培养。

黄淑娉:

这方面没什么说的。招了博士生不久就得了病,做治疗很难受,吃不下,睡不着,但是我没有停止工作,我做完治疗就把同学找到家里来上课。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一直到现在都很内疚。我采取坚强、乐观的态度,对身体、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

我自己比较重视理论学习,对学生也这么要求。这里说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专业理论,理论是学科的核心,有理论才能驾驭资料,才能指导实践,了解理论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人类学做微观研究,一头扎进去很容易迷失,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我自己对各种新的思潮一直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曾经有一位硕士研究生问我:“你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是不是抓到一个东西就行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没做完就要考虑下一个了,抓到一个东西就吃老本是不行的。特别要重视理论学习。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老师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知识要不断更新,有的理论很可能我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给学生什么,倒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博士生,还有硕士生和本科生,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足,学习不够,总是保守一些,他们年轻,有精力和时间看书,接受新鲜事物快,我很注意向他们学习,启发我的思维。老一辈很多不在了,很高兴中青年一辈已经接过担子,他们年富力强,热爱人类学,有开拓精神,有进取心。这样一群人包括北方的和南方的,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中国人类学将会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作为人类学队伍的一员很自豪,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到今天这样觉得很欣慰。

徐杰舜:

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的说法,您能把它们的特点讲一下吗?

黄淑娉:

先说南派。以前说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在说从世纪初开始,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为标志。在中国建立研究机构是在20年代,这时较多地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集刊在创刊号中的看法与美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一致,就是做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不要遗漏,只要掌握资料就行,不用概括。就是说,强调做细致的调查,不注重理论阐释。美国博厄斯的历史学派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调查资料很丰富。从中大的《民俗周刊》可以看到这个特色。

徐杰舜:

南派就是比较注重详细的田野调查,得到资料,不怎么提倡理论阐释。

黄淑娉:

对。北派呢,以燕京大学为中心,以吴文藻先生等为代表,这一派比较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重视做理论阐释,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两派虽有不同的理论特色,但同样地都是希望在中国建设和发展人类学。1984年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了一个人类学国际研讨会,那时我来参加会议,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德坤先生在大会上发言,他认为,包括台湾和大陆,1949年以后南北两派合流了。台湾人类学者经过这样的过程,体会到不能紧跟西方理论流派。李亦园先生也曾在文章上说他们都感受到这些,在研究中学习费先生的著作、吸取经验。合流,不能不要理论,也不能不要资料,不做田野调查,合流是一个很好的结局,这不是指两岸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指要研究中国,人类学既要重视实地调查,解决现实问题,也要理论指导,对西方新的思潮都要了解,吸取其合理因素,但用不着紧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我有这样的感想,要研究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为标准。中国这么大,有几十个民族,经济全球化,文化还是多元的,人类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台湾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在知识和理论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中国这么大,对中国的研究还很不足,今后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不变,研究的路很宽广,要多研究中国,以本土化研究为主,要用自己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徐杰舜:

黄老师的这个观点很好,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多研究中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中国的人类学资源太丰富了,不管是农村还是都市,中国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目前有这么一个态势。您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黄淑娉:

同意,多研究中国,这么好的资源你没有研究,没有这个经历,很难说你是中国的人类学学者。 

徐杰舜:

能否再探讨一下南派和北派的特点,这个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没经历过。南派和北派合流是发展趋势。不过,南派是不是还有这个特点,它把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史结合起来?

黄淑娉:

对,他们认为人类学能补过去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人类学研究要融入历史,主张人类学要研究中国文化史。而北派注重现实问题,重视对理论的研究。

徐杰舜:

南派的这个特点很好,中国有浩瀚的书海。我自己体会较深。比如岑家梧老师被打成右派,就转向研究历史,他曾经想写《中国民族史》,容观瓊先生把文化人类学与南方民族学结合,搞南方民族考古学。现在两派交流很多,比如像您这样的,在北方很久,又到了南方,就是一种学术上的交流。各种会议也方便了大家的广泛交流,现在南北交流走向健康的合流道路。

黄淑娉:

从研究方法上说,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徐杰舜:

这一点中山大学做得很好,成立了历史人类学中心,陈春生老师、刘志伟老师、周大鸣老师他们做得很成功。

黄淑娉:

中国有很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中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重视这点,不管上面布置的任务,还是个人的研究,做调查首先要找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对没有文字的民族可以从汉文的历史资料中找,不管研究什么,首先去找历史资料。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学纵横》,一个纵,一个横,这个纵横观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一个总结。我们研究世仆制也是纵横,必须把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结合,不知历史发展就不知其所以然。功能学派过去不太注重历史。南北合流是学术发展的走向。

徐杰舜:

您今天抽了宝贵的时间,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回顾,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谢谢黄老师!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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